而本文业已论证，无论是个案剖析，还是整体校验，利益法学方法都无法满足方法论上的可操作性、可预测性和确定性的要求，它并不能成为一种独立的或自足的法学方法，因此，也就不能担保判决之合法性与正当性。
这种主体必须有法律所确认的享有权利（权力）或承担义务的资格，即这样一个机构或组织应当具有权力能力或权利能力。《教育法》第15条规定：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主管全国教育工作，统筹规划、协调管理全国的教育事业。
既有主管部门又有协管部门的可以明确主管部门和协管部门，但对各自的职责权限最好在法律、法规、规章中加以明确。第四，种子经营许可管理权。其一，中央军事委员会及有关军事管理部门。[7]王涛：《反洗钱信息中心的性质有待明确》，载《中国人大》2006年第5期。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逐步建立起较为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
通常执法主体的设定是通过法律文本中法的主管部门条款来实现的。有规定××部门领导××工作，也有规定××部门主管××工作，还有规定，××部门是××的主管部门、××部门负责××的管理工作等。其二，在日本认为，立法者意思说难于应付时间推移而产生的新冋题是最大难点。
在重视、强调根据法理论形成的法构成以及三段论法包容模式的同时，对于法官的法适用并非停留在法的认识上，其具有法的发现、法的创造功能也成为了普遍的共识。虽然规范性的价值客观化方法在总体上是可取的，然而在具体的细节方面仍有待进一歩的探究。因此法律不可能放诸四海而皆准，行诸万世而不惑。如所得结论不违背原立法者意思，亦应包括在内。
对于强调实质正义而言，一则，法律概念总是模糊的，总留有解释的余地，而解释的方法与可能性又通常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在待选的可能性之间，哪一种能够导致对问题的最为公正的解决成为方法择取的衡量标准。松坂佐一：《民法解释的基本问题》而写成。
而普希达则偏重于以逻辑的方法适用法律，认为法律尤其是罗马法，系一有体系、有逻辑一贯性的法律，试图将罗马法分析成许多概念、法律准则或较为一般性的规定，通过分析、归纳及演绎等方法，导出一般原理原则、构成一个上下之间，层次分明、逻辑严密的法律秩序的体系。由此造成的问题是否违反了把立法权委任给议会的原则，等。按照这一观点，法官不仅为立法的白地补充，而且有权适应于诸利益状况，对现存规定予以订正。1938年，拉德布鲁赫发表《法思维中的分类概念与次序概念》一文，首先将类型理论引入到法学领域，以解决法律安定性与个案正义之间的矛盾。
惹尼所提倡的科学的自由探究一语，成为这个学派的象征，因此称为科学学派。[27]能见善久：法律学法解释の基础研究，《日本民法学の形成と课题（上）》，有斐阁1996年版，第41页。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成为法国的概念法学的理论上的根据。在日本一般把法欠缺论作为承认法官的自由造法来加以理解，而德国在深刻认识到立法与司法的紧张关系前提下承认法官造法不可避免，但把重点放在如何对此给予合理界限上。
耶林自1870年左右，始渐扬弃从前的治学方法，开始经营独自的目的法学，于1877年出版《法的目的》一书，强调法律乃是人类意志的产物，有一定的目的，应受目的律支配，与自然法则系以因果律为基础，有其必然的因果关系，截然不同。但是，法官也是常人而非神，也必有其缺点和能力限制，任其自由地主观发现法，势必害及法律的安定性。
这些利益因而落入法空虛的空间，不受法律保护。碧海纯一编：《法学的理论与实践》而写成。
对此，赫克称之为技术的概念法学或颠倒论法。这一点导致了方法运用的许多场合尤其是在法律续造中，某种方法是否有效取决于是否存在法院持续地运用了这种方法的事实。依三权分立学说所形成的依法裁判原则，为了确保裁判的公正和法的安定性，法律条文应严格拘束法官，不允许法官有任何裁量余地，以致成为法律的奴隶，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法国的科学学派的形成，在时间上与德国的自由法学对概念法学的批判大体同时，因此科学学派也被认为属于自由法运动，甚至也被称为自由法学派。但立法者不可能满足此二理想，理由有二：其一，立法者的观察能力有限，不可能预见将来的一切问题。如果说，法律实证主义与社会法学偏重于法的安定性，自然法学更关注实质正义问题，那么规范法学则以一种规范化的正义论姿态介入到法学方法论的探究中，齐佩里乌斯正是以这样平衡安定性与实质正义的规范主义立场展开了对方法的阐述。
按其观点，法律适用分三阶段。概念原则上构成了法律解释与适用的外框。
另一方面，在日本的民法学中德国式的类型思考以判例研究，以及由此出发的理论构成的形式广泛地开展着。[3]（二）自由法学[4]所谓自由法学，系因爱尔里希的著作《法的自由发现与自由法学》而得名。
其二，委托授权及白地委托性规定。（三）科学学派[5]法国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的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造成资本集中、工业生产的大规模化、庞大的无产者阶层及贫富两极化等新的社会经济问题，使人们对作为法秩序和注释学派的思想基础的基本观念，如个人的自由、平等，产生怀疑，严重动摇了注释学派仅靠探求1804年的立法者意思和对法典条文作逻辑操作以解决问题的逻辑主义。
因此也有必要对日本广泛使用的利益衡量进行技术性解构，然后把这些方法用于解决具体司法实践问题，在司法裁判具体语境下，运用法社会学研究方法，提取使用这些方法的公因式，归纳其共同属性，作为运用这些方法的实体参照规则，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法解释主体的主观诚信可能是防止法官滥用法学方法，检测其使用法律方法最基本的有效途径。因此，由于反对概念法学，利益法学被归入自由法运动。或者需要谨记鲁道夫．斯塔姆勒（RudolfStammler）第二种是行动中的法。例如，拉伦茨所说的解释标准最终落实在客观的、目的论的解释上，其特征是事物的本质和法秩序中内在的法秩序伦理，这与超越立法者计划的法的继续形成的标准没有很大差异
法院从此转而重视案件事实所涉及的利益冲突，进行利益衡量。这种对于有关制度间的整合、体系性的关心不够，是否可以认为是日本民法学的问题之一。
作为德国通说的法律解释方法论是以拉伦茨为代表的。其三，法律因不同的民族而产生不同的习性，正如各民族有不同的语言、行为态度及组织形式。
至上世纪30年代，利益法学在德国私法中取得优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受到纳粹的压迫，二战后又复活。通常这种含义的变迁应当局限在法律规则的涵义空间及立法目的之外的空间内，但随着适用时间与颁布时间间隔的拉长，法官所受的约束就越小，因为法律总是规范当下的现实生活的，现实有效的法效力的合法性并非立足过去，而是立足于现在[19]，即立足于当下具有多数公认力的正义观。
[6]本节内容主要是梁慧星依据津田利治译：《赫克的利益法学》而写成。其二，对各种概念构成的过度评价，即概念崇拜。[31]有关动的体系可参见山本敬三：动的体系，谢亘译，《民商法论丛》第23卷。反映出日本具体的直观的思维模式，以及注重功利和强烈的社会拘束感。
但是，从另一角度出发，尤其是把德国的教义学不仅仅利用在发现问题上，不从日本的脉络上进行分析就直接嫁接上去的这种危险也不能说已完全消失。而普希达则偏重于以逻辑的方法适用法律，认为法律尤其是罗马法，系一有体系、有逻辑一贯性的法律，试图将罗马法分析成许多概念、法律准则或较为一般性的规定，通过分析、归纳及演绎等方法，导出一般原理原则、构成一个上下之间，层次分明、逻辑严密的法律秩序的体系。
自从塞尔苏斯提出法是善良和公正的艺术之后，正义的问题便一直是高悬于法律人头上的提摩克里斯之剑。对于作为法律上各种命令的基础的诸生活利益、生活理想，必须依立法者的价值判断。
另一方面，在日本的民法学中德国式的类型思考以判例研究，以及由此出发的理论构成的形式广泛地开展着。因此，只要是立法已经对法律问题作出规定，并且其法定事实构成可以通过解释手段无疑地加以确定，它所确定的问题解决方式和裁判标准对于适用者而言原则上就是有拘束力的。
